1979年3月18日，沈阳的春寒依旧未散。机场跑道上，残留的积雪还没有融化，63岁的谢有法刚踏下飞机舷梯，寒风刮得他眯起了眼睛。他这次是来沈阳军区报到，准备担任副政委。然而，仅仅三天前，他还在向总政部递交申请，表示自己年纪大了，身体不适合承担一线的重任，只希望能被安排为省军区的顾问。可命运显然没有按照他“低调”的愿望安排他。
谢有法的履历和许多同代将军们有所不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，担任政治部主任。那时，全国大力倡导“向解放军学习”，许多军中的政治工作干部被调去地方参与建设，谢有法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工地上的热气与石灰粉尘，很快把硝烟的味道盖住了，他也从一个年轻的军人，变成了一个在机关工作的“老兵”。
1966年，特殊的历史背景让一场动荡席卷而来。此时，谢有法已经不再穿戎装，而是换上了中山装，但他依然未能躲过这场风暴。会议停止了，文件也难以审批，整个系统都陷入了混乱。谢有法被迫“靠边站”，这一站就整整持续了十三年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，他只能在北京郊区的宿舍里种花养鱼。有人问他：“老首长，你还惦记部队吗？”他平静地回答：“盼着还能再为部队出点力。”
展开剩余72%1977年春，随着中央拨乱反正的步伐加快，谢有法的身体状态也略有好转，他觉得自己不能再闲下去了，于是给总政部几位副主任写了报告：如果组织需要，愿意回到华东地区担任省军区顾问。他在报告中真诚地写道，自己曾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在山东、江苏等地战斗多年，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，而且现在体力不如以前，做些调查研究、协助整理史料会更为合适。报告发出后，并没有石沉大海。很快，组织给出了回复，但新的职务安排却迟迟没有消息。有人劝他再催促一下，但他摇摇头：“组织有更大的安排，我等一等也没关系。”等待虽然在军人字典里不是褒义词，但对一位老兵来说，学会等待也许是一项必须的功课。
1979年初，转机终于出现。总政部打来电话，通知他调到沈阳军区，担任副政委。消息传出时，许多朋友为他高兴，但他却皱起了眉头，连夜写了一封辞职信，语气依然谦和：“我脱离部队多年，身体不好，恐怕会影响工作。如果能调任顾问，我会非常感激。”这封信送出后，再也没有得到回复。
就这样，谢有法站在沈阳的寒风中，正式履新。刚开始的几天，他就被送进了军区总医院，进行全面体检。检查后，专家建议他要限制工作量，严格安排作息。他苦笑着对警卫员说：“这阵势，像是先戴上手铐再去上战场。”然而，既然命令已经下达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走出病房，进入会议室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，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——民兵工作。当时，沈阳军区负责东北三省，边海线长，重工业多，民兵体系对于地方与部队的衔接至关重要。他前往丹东、佳木斯、通化等地，视察营房，了解民兵连的建设情况，还和地方干部一起喝高粱酒、聊装备。在一次辽西小村的视察中，他拍着民兵排长的肩膀说：“虽然这些民兵的枪口指向的是我们，但他们也是国家的墙根。”这句简单的话，让在场的干部都忍不住笑了，也深深记住了这位新来的副政委。
工作渐渐有了进展，但不久后的1980年8月，他再次接到新的任命——调任解放军政治学院，担任政委，接替因病休养的唐亮。很多人不理解：身体还需休养，为什么又被提拔？军委干部部给出的理由很简单——“熟悉政治工作，年富力强。”年富力强？谢有法自己听了都笑了：“63岁算年轻？”但一想到那些七十多岁依然在带队演习的同龄人，他也只好笑笑。
政治学院位于北京西郊，学员来自全军各个兵种。谢有法把课堂当作战场，几乎每一节课都去旁听。有一次，教学观摩结束后，他把授课教员叫到走廊里：“教材中说到‘官兵一致’，光讲理论是不够的，最好加些亲身经历。”教员回答：“我没打过仗，哪来的经历？”谢有法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残缺的子弹壳递给他：“把这个摆在讲台上，再讲理论，效果就会完全不同。”这堂课，后来成为了学院的教学范例。
三年转瞬即逝，1983年夏天，谢有法正式转入二线，留任学院顾问。有人为他感到惋惜，但他却淡淡地说：“总得给年轻人腾点位置。”两年后，组织批准了他的离休申请。那天，他卸下了所有职务，回到家后，把自己在辽东民兵点留下的一顶旧棉帽挂在书房的墙上。据说，后来有人问起那顶帽子的来历，他只是摆摆手说：“能戴帽子的时候早过去了。”
谢有法的一生，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传奇桥段，但在几次“低头”和“抬头”之间，展现了老一辈军人对职责的坚守。他归队的道路并不平坦，但始终坚守着一句话：“听从命令，服从分配；但能说的，我绝不会多说。”后来的年轻学员整理资料时，翻到了他写给总政部的请辞报告，首页上只有简简单单的八个字：“身体欠安，甘当顾问。”这简单的字句，把一位将军谦逊的心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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